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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祥柳生平履历与天师经箓的来源

日期:2017-11-13 人气:6673

2016年01月11日 09:22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53期 作者:吕鹏志

  根据戴祥柳本人的口述和提供的书面材料,在此将其生平履历和所藏天师经箓的来源概述如下。

  戴祥柳道长,法名宣道,1948年生。原系江西省修水县上杭乡老庄村第九村民小组村民,1990年迁居县城。出生道教世家,祖先戴玄镇创建戴氏道坛通济堂(在今修水县杭口镇老街赵公殿隔壁)。戴氏道坛属于与清微派有密切关系的“天师科派”,(11)迄今已传承十代,(12)目前由戴祥柳道长掌坛。自幼跟随祖父母长大,祖父戴国宝经常外出做法事,便嘱托伙计或徒弟带他去道堂玩耍,还经常教其敲打道器,久而久之,便学会了帮忙做法事。7岁开始上学,同时跟随祖父做法事、念古书,到15岁已背熟很多道书。1957年由祖父一次性授予五雷、都功、盟威、大洞经箓。1958年全中国开展破除迷信运动,通济堂的神像、科本被烧毁,道具被没收。唯有一部分秘旨、行移由父亲戴静波藏在双层墙壁间而得以保存下来。1962-1965年刘少奇执政,政策开始松动,戴祥柳照样跟随祖父和父亲外出偷做法事。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道士行业被完全禁止,无奈之下,只好跟父亲做了几年伤科医师。1970年祖父去世,临终前再三叮咛父亲戴静波和师叔周筱云,要扶助戴祥柳及其弟祥佑继承祖传道业,因为他们是两块做道士的料,祖上八代都是授箓大师,一定要整理保护好经箓,千万不要失传。说也奇怪,说完这些话时,正好是黄昏时候,一只大蝙蝠飞进来,在祖父房间里绕了几个圈然后飞走。就在此时,他家唯一的一只大公鸡拍了几下翅膀,与祖父一同咽下最后一口气,告别了人间。当时就有传说,祖父骑着凤凰升天了。

  祖父去世后,又拜师叔周筱云道长为师,学习清微派的法术科仪。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政策再次松动,戴氏父子又干起了老本行。他们牢记祖父的临终遗言,锐意掇拾文革劫难之后残余的天师经箓,恢复授箓法事。戴祥柳道长与父亲和兄弟同心合力,从各方曾抄录过戴家科本的其它道坛誊抄、收集大量科本,整理出部分残存经箓。自1980年起开始给当地的散居正一派道士授箓。当时箓文不全,只能授最低的都功箓。同时前往本省其它地方和福建、江苏、浙江、四川等地,向需要受箓的道士出售残存经箓的复本,趁此多方打听,从一些民间道士手中购买收集了遗存的经箓。戴道长汇集众家经箓,将图文有残损的地方尽可能通过比对进行修补复原。为方便保存和法事之用,戴道长还请人依照所藏经箓的样式,重新雕刻了一些箓板(13)。1985年12月为祖父墓除灵做3天法事,同时由传度师周筱云给他重授箓,并给兄长祥宗和兄弟祥佑授箓。1989年父亲和师叔相继仙逝,戴道长遵循前辈教诲,夜以继日,将所有经箓及相关资料整理完毕。次年迁居修水县城,有铜鼓、武宁、万载、宜春、安福等县的道士专程前去请他授箓,一致称其道术高超,名不虚传。

  1999年修水县道教协会成立,他遵照县统战部的要求,同意将专门授予道士的四部老箓无偿奉献给龙虎山天师府。次年应邀参加了中国道教协会在上海举办的经箓研讨会。2001年在天师府举行了赠送天师经箓交接仪式,天师府颁发了荣誉证书,并回赠天师像一尊和题匾“天师殿”一块。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将其款留北京研讨天师经箓,并赐赠“护持经箓,功德无量”八字。张会长非常佩服戴道长精熟箓文之程度,称在当代实属罕见。《中国道教》和《龙虎山道教通讯》均在当年发表短讯,报道其事迹。自此以后,龙虎山天师府主要根据戴祥柳赠送的老箓进行整理,十年后印制了初阶道箓《太上三五都功经箓》全宗并真正恢复了授箓,改变了过去正一授箓法事有职牒而无法箓可授的状况。

  戴祥柳曾任修水县道教协会副会长,自2003年起连续两届当选为县政协委员。2004年在城边良塘仙姑岭上买下一片洼地,重新建起普济道院(民国时代的修水普济道院已毁),并任道院住持。

四、天师经箓的名称和种类

  根据戴道长自印宣传手册《受箓玄机》和他出示的原件,他总共收藏27种天师经箓,包括童子箓、伏魔箓、真武箓、天医箓、文昌箓、升神箓、血湖箓、六壬戒箓、求财箓、延生箓、七元箓、三元箓、观音箓、妙戒箓、应感箓、玄女箓、净明真戒箓、拔亡箓、十王箓、大符箓、小符箓、大黄箓、小黄箓、都功箓、盟威箓、五雷箓、大洞箓。《受箓玄机》简要列述了这些经箓的名称、授予对象和功用,如童子箓是“不满大运的男女孩童佩受。受后可解散关煞,消除厄难,保护孩童,无灾无难,无啾唧病疾,年庚巩固,寿大根深,易长成人。”

  上举诸箓都是简称,它们都有全称。全称一般题于箓首,也见于授箓指南《天坛玉格》和受箓人所受阴阳文凭等相关文件。如都功箓全称“太上三五都功经箓”,盟威箓全称“太上正一盟威修真经箓”,五雷箓全称“上清三洞五雷经箓”,大洞箓全称“上清大洞经箓”,玄女箓全称“金阙昭凝九天洞仙妙道玄女保仙秘箓”,净明真戒箓全称“无上玄元灵宝自然净明宗师玉符秘箓”,文昌箓全称“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真武箓全称“太上玄天真武无上将军秘箓”,伏魔箓全称“太上正一天灵伏魔斩邪秘箓”,妙戒箓全称“太上正一洞元灵宝金箓度命九真妙戒秘箓”,延生箓全称“太上正一北斗延生保命妙箓”,七元箓全称“太上中天北斗七元星君秘箓”,大黄箓全称“太上洞玄灵宝金箓度命冥府几宫预修黄箓”,天医箓全称“药王会上历代圣师功效护身天医宝箓”,观音箓全称“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秘箓”,求财箓全称“上清正一金轮如意求财得福转运宝箓”,等等。

  又,上举诸箓有的箓包含几种箓,其名称相当于总称。如童子箓包括四种箓,分别是太上正一解童子三十六关秘箓、太上正一童子将军护身秘箓、太上正一护童斩邪华盖秘箓、太上正一释童五音咒诅秘箓;升神箓包括四种箓,分别是都功升神箓、盟威升神箓、五雷升神箓、真武升神箓;三元箓包括三种箓,分别是高上神霄敕赦宝章上元天官辅化秘箓、玉清真王敕赦宝章中元地官辅化秘箓、高上玉清敕赦宝章下元水官辅化秘箓;五雷箓包括三种箓,分别是上清三洞混一成真五雷洞真宝箓、上清三洞飞仙上阳五雷洞玄宝箓、上清三洞飞魔演化五雷洞神宝箓;大洞箓包括八种箓,分别是上清大洞元始普箓、上清大洞上皇玉箓、上清大洞流金火铃秘箓、上清大洞摄山精图秘箓、上清大洞龟山元箓、上清大洞飞行三界秘箓、上清大洞琼宫灵飞箓、上清大洞曲素诀辞箓。

  上列经箓中,最后四种箓专门授予道士,由低到高分四个等级,依次授受。其余的箓传授对象不一,包括普通信士、道士、亡人和神明在内。其中有专门授予儿童的童子箓,授予女性的玄女箓和血湖箓,授予亡人的拔亡箓、十王箓、大符箓、小符箓,授予孤魂野鬼的小黄箓,授予神祇的升神箓,授予六壬门弟子的六壬戒箓。

  这些经箓除授予对象有分别之外,主要差异在于功用各不相同。戴祥柳道长珍藏的手抄秘籍《经箓元(玄)机》也简要列述了诸阶经箓(其中包括华盖箓、咒诅箓、玄坛箓、迁山箓、鲁班箓、祈嗣箓、中盟箓、紫微箓、诸天箓、八宝箓、考查箓等未见戴祥柳收藏的箓)的功用,与《受箓玄机》所述大体一致。如原文称:“其曰童子箓,关煞可以解除,根基为之巩固”。

  最后有必要说明几点:一是《受箓玄机》列出的大黄箓系中华民国道教会收藏、丁煌校录之《正一大黄预修延寿经箓》的复印件,由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道长赠送,已被人盗走;二是戴祥柳还藏有《受箓玄机》未列出的两种箓——阶位比大洞箓还高的三清三洞箓(14)和可以作为其它箓之附赠文件的东岳府掌七十二司秘箓;三是有些箓并非完帙,如盟威箓缺《太上正一盟威修真玉经》三卷,与大洞箓之八箓相配的八经不齐全,等等。

五、天师经箓的内容和形式

  戴祥柳收藏的天师经箓大部分内容丰富。例如,他使用的授箓指南《天坛玉格》记载都功箓目录如下——

  (1)太上三五都功版卷职箓

  (2)太上三五都功治祭酒妙经

  (3)太上三五都功经箓法词

  (4)环契

  (5)谒简

  (6)红黑贡炁

  (7)职牒

  (8)职印

  (9)虚无自然金符箓祖

  (10)天府颁恩赐福文凭

  (11)地府灵光免罪文凭

  (12)水府通灵解厄文凭

  (13)阳府捍厄延禧文凭

  (14)正一道祖延寿金章

  (15)太上颁降通津水程

  (16)太上三天玄都总诰

  (17)上帝勅赐免罪金牌

  (18)上帝勅旨照身文凭

  (19)上帝勅旨冥途岸程

  (20)昊天玉皇宥罪勅赦

  (21)昊天玉皇请恩御表

  (22)玉皇颁降五雷仙秩

  (23)先天无极照会通关

  (24)都天无极金函御诏

  (25)南极长生延龄寿书

  (26)上帝勅赐随身支粮

  (27)上帝勅赐口粮关文

  (28)上帝勅赐起马关文

  (29)上帝勅赐千里云马

  (30)四驿火牒

  (31)十宫总牒

  (32)十宫阴牒

  (33)二十四狱总牒

  (34)真凭实据左右牒

  与其它各阶经箓目录比较可知,天师经箓一般由箓本身和与箓相配的经、请法词及各种附属文件组成。狭义的箓仅指箓本身(箓本身由箓首法辞(15)和该箓图文构成),广义的箓则应将经、请法词和附属文件也包括进来。在此尝试归纳一下,一部天师经箓包括以下共通要素:

  ①经箓法词

  即与箓相应的经(如上举都功箓目录中的第2项,以下皆以都功箓目录为例,为求简便,仅标明序号)、箓本身(第1项)、请法词(请求授予经箓的词文,第3项)。

箓板刷印的天师经箓还须在授箓之前和授箓过程中填写,才算内容齐全。根据戴祥柳自印宣传手册《受箓玄机》,须按《天坛玉格》的规定推算俸禄、爵品、法派、职衔、花号、心印、奉教坛靖、元辰、元命、星君、飞星、过度、帝宫、治炁、三祖、三师、三清、三天、三元、五老、三化、八治、三行、六句、五衣、三会、五腊、四祭、六太、十八朝谒、黄道等事项,用墨笔填写文字中间的空白,或用朱笔画符,或圈点图文,或加盖法印,或彩色染着,等等。尤其须准确填写的内容是,每份箓文呈寄何衙门,差何帅将递送,受理神祇名位衔额为何。如按照戴祥柳使用的《天坛玉格》,上举三五都功版卷职箓须“差先天副将余将军,捧诣天曹权衡全量功德院,呈进圣师天曹界内主掌权衡全量功德主宰高真圣前”。窃以为填箓至少有两个作用:其一是确保呈寄神界衙门的授箓法事信息(包括受箓人姓名、出生时间、籍贯、由何星君主照、受箓日期、所受何箓、所受职衔等级,等等)准确无误,避免神界弄错档案,保证各道文件顺利呈寄神界诸衙门;其二是促使各道文件生效或灵验,避免成为不起作用的一纸空文。填箓乃道门内秘功夫,非口传亲受很难懂其诀奥。

  经过填写的各道文件还须按照所呈衙门及所差遣帅将分别攒集包封,用纸带将其与呈箓表、呈箓疏、呈箓箧皮和箓封函捆束起来。

  除阳凭、职印、关文等少数文件可留坛供奉至受箓人归真羽化之时,其余文件均须在授箓时焚化,以呈寄神界诸衙门。

  六、戴祥柳主持的授箓法事

  戴祥柳收藏的天师经箓并不是故纸堆,而是经常在他主持的授箓法事中实际运用。30多年来,戴道长已给众多道士和普通信士授过箓。受箓者不限于赣西北地区的道士,还包括北京、上海、青海、广东、香港和台湾等地的道士或信士,其中有一部分人已正式拜其为师。目前经常随从他授箓的坛班道士主要包括兄弟戴祥佑、长子戴林生、女婿利祖平、侄子郭佑忠以及广州弟子李滔祥,法事音乐临时聘请当地民间乐手负责。戴祥柳一般都在修水普济道院授箓,有时也应邀赴外地宫观坛场给道士和信士授箓。

对于道教界来说,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在当代正一派道教恢复授箓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他收集、整理和保存天师经箓,天师经箓或许已经消亡,不再流传。戴祥柳通过收集和传授天师经箓,使本家道坛和赣西北的不少民间道坛都恢复了濒临失传的授箓法事。而且因为他将部分经箓赠送龙虎山天师府,龙虎山终于得以改变长期以来只授职牒不授法箓的状况。

  对于学术界来说,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具有非同寻常的研究价值,应当高度重视。

  首先,天师正一道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社会都影响深广,而天师经箓正是此大教派的主要标志。研究天师经箓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复杂隐秘的授箓仪式传统,而且有助于解开天师正一道以至整个道教历史上的一些谜团。其次,戴祥柳事实上已代替道教学者做了田野调查或普查的工作。他收集珍藏的天师经箓不仅种类多、内容完备,而且系海内外其它地方罕见,弥足珍贵。戴氏藏天师经箓就像考古发现的古代文物,是一个真正的道教资料宝库。再次,天师经箓与大多数古代文献不同,它们是仍在传行的“活资料”,研究者若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弄清楚。上文已经举证说明它们对研究古代道教授箓仪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谓明清道教授箓仪式的“活化石”。总之,戴祥柳收藏的天师经箓洵为道教文化瑰宝,是近几十年来道教田野调查的重大发现之一。

  不过毋庸讳言,天师经箓的研究并非易事。原因之一,戴祥柳深知独家拥有天师经箓的重要性,一般不会轻易出示经箓和相关秘旨。学者很难有机会对经箓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短时间内只能获得片断的知识。原因之二,戴祥柳为防止天师经箓泄露,常会在给别人看的经箓上做些手脚,如只露头尾、掐头去尾、移东就西、颠倒次序,等等。学者若不能详察明辨,很可能会被误导,产生错误的认识。原因之三,戴祥柳收藏的各种经箓多系配补而成,难免有配补不齐或配补失误的情况,所拟目录与原件之间、各道文件之间难免歧出不一,若无别本可参,研究的难度会相当大。原因之四,戴祥柳曾将收集的一部分箓请人刻板复制,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手民之误,板刻箓文非复所获老箓之旧,版本难称善本;而老箓大都已赠送龙虎山天师府珍藏,一般人很难有机会寓目。这就给学术研究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和不便。原因之五,由于授箓有较大利益可图,戴祥柳曾经出售或传授的天师经箓有相当一部分已被买箓或受箓的其他道士仿制改编,在当地和外地都有流传。这些仿制法箓大都用电脑排印,图文讹脱衍倒之处时有所见,可以说是时代愈近今而愈失真。研究天师经箓的学者必须掌握大量原始材料,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才能鉴定真伪,作出深入可信的研究。由于存在以上客观原因,本文只能算是初探,错漏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承蒙戴祥柳道长提供相关资料并解答疑难问题,特此鸣谢。

  ①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7.1(2006),第86、89—90页、第90—96页。

  ②刘仲宇:《道教授箓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3—35页;Anna Seidel,"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 in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r of R.A.Stein,vol.II,ed.Michel Strickmann,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XXI(Bruxelles:Institut Belges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1983),pp.296-302.

  ③Anna Seidel,":Note à propos du terme "trésor national" en Chine et au Japon," Bulletin de l'Ecole d'Extrême-Orient 69(1981):229—261; Anna Seidel,"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 pp.296-366.

  ④《隋书·经籍志》曰:“箓皆素书,纪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符,错在其间。”[见(唐)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三五,第4册,第281页。]即为其证。也参刘仲宇:《道教授箓制度研究》,第10—20页。

  ⑤参见张万福:(712年前后在世),《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DZ 1241)、《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诫法箓择日历》(DZ 1240)。本文参考的《道藏》经(用DZ标示)采用涵芬楼影印本,其编号见[法]施舟人原著、陈耀庭改编《道藏索引——五种版本道藏通检》(上海:上海书店,1996),第258—348页。

  ⑥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附录二《读道藏札记》“道教诸宗”条,下册,第271—274页;朱越利:《读〈茅山志〉札记》,《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第128—130页;刘仲宇:《道教授箓制度研究》,第132—165页。刘仲宇在其书中推测元代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之后,标志新旧符箓派汇归正一道的三山滴血派形成,载有该派字谱的《正乙天坛玉格》及其前身《太上天坛玉格》也是在此背景中出现的传度授箓条规。

  ⑦参见庄宏谊:《明代道教正一派》(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第12—13、16、138—139页。

  ⑧参见细谷良夫:《乾隆朝の正一教——正一真人の降格事件》,收入秋月观暎编《道教と宗教文化》(东京:平河出版社,1987),第571—588页。

  ⑨参见天师府管委会:《天师经箓收集整理取得成果》,《中国道教》,2001年第4期:12;江西民宗局、修水普济道院,《护持经箓 功德无量》,《中国道教》,2001年第5期:51;曾广亮:《道教瑰宝——天师经箓重现于世》,《龙虎山道教通讯》2001年第8期:35。

  ⑩参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啬色园,2014,排印中)。

  (11)根据戴祥柳所藏手抄科本《经箓元机》,“天师科派”派字谱为:道法玄元一本,洞明冲悟宏宣。成化应真达圣,传和教演昭然。

  (12)戴氏道坛通济堂传承谱系如下:戴玄镇(古艾大法真人)→戴元亨(清顺治丙戌年生)→戴真一(康熙丙午年生)→戴本福(雍正丁丑年生)→戴洞真(乾隆丁未年生)→戴明太(乾隆戊寅年生)→戴冲杨(号竹平,谱名和英,咸丰庚申年生)→戴国宝(法名悟达,光绪乙亥年生)→戴静波(法名宏浥,光绪己亥年生)→戴祥柳(法名宣道)。

  (13)戴祥柳道长自印宣传手册《受箓玄机》声称,他收藏的箓板是由戴家祖先珍藏好几代保留下来的旧板。初次访谈时,戴道长还绘声绘色给笔者讲过祖上如何保存箓板的故事,说是囤在楼上作楼板,文化大革命时来查抄的人见楼上肮脏,不愿上去细查,因此躲过了劫难。但笔者一开始就心下存疑,因为所见箓板甚新,不像旧时代的产物。后来经过多次访谈,戴道长才否定了自己原来的说法,道出了实情。

  (14)此箓笔者尚未得见,疑为“三洞箓”。参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第二章附件三。

  (15)关于箓首法辞与投辞(词)文、牒、状的关系,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第117—118页。

  (16)参见吕鹏志:《天师道黄赤券契考》,收入程恭让主编《天问(丁亥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3—195页。

  (17)感谢徐天基、罗丹陪同笔者前往法事场所,并拍摄全场法事过程。

  (18)本次调查得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第五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资助。关于本场授箓法事,可参修水摄像师涂象清拍摄制作、笔者撰文解说的视频短片《中国江西修水县民间授箓法事》(http://www.youtube.com/watch?v=nNWXWggumc0)。片中个别解说内容与后来了解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本文已作更正。

  (19)感谢谭伟伦帮助拍摄了全场法事过程及相关场景。

  (20)根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的全真道并非只限于传戒,也有部分全真道士与箓有涉。如金末元初全真道第六任掌教尹志平曾受箓法于全真七子之一王处一,1235年沁州长官杜德康曾请他设醮箓。参见郑素春:《全真道士尹志平(1169-1251)的宗教实践》,《辅仁宗教研究》22(2011):109—138;景安宁:《道教全真派宫观、造像与祖师》,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1页。

  (21)关于朱权与道教的关系,参见Richard G.Wang,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xi-xxx.

  (22)DZ 1483,2.6b—13b。

  (23)道书一致声称,东汉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奉太上老君教示创立“正一盟威之道”,简称“正一道”或“天师道”。故“天师”与“正一”之关系不言而明。又,明清时代虽然绝大部分官方文献用“真人”一词替代“天师”,但道士和一般人仍然习称“天师”。戴祥柳传承的通济堂属民间道坛,称“天师”乃正常现象;而且通济堂属于“天师科派”,在正一箓上冠以“天师”之称完全合乎情理。

  (24)DZ 1483,2.13 b—14b。

  (25)笔者拟撰专文《道教“经箓”说考释》详论经、箓之关系。

  (26)DZ 1213,8a。也见《太上正一解五音咒诅秘箓》,DZ 1217,6b。

  (27)据唐末五代杜光庭集《道教灵验记》卷十一“刘迁都功箓验”条(DZ 590,11.5 a—b),道教法箓在中古时代曾由版箓改为纸箓或素箓。明初又改为版刻法箓,时移事易而已。

  (28)参见丁培仁:《增注新修道藏目录》,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307页。

  (29)关于仙灵箓,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第79—166页。

  (30)参见(明)解缙等纂《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0册,第620—621页。

  (31)参同上,第8册,卷一九九三一。该卷文字出自《道藏》本《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DZ 1208)后三卷,惟末尾有部分文字内容《道藏》本缺,可据《永乐大典》本补足。参见丁培仁:《增注新修道藏目录》,第306—307页。《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历经六朝、唐代而流传至宋,今本文字有宋人编辑加工的痕迹。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第102页。

  (32)参见Stephen Little(with Shawn Eichman),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Chicago/Berkeley: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208-213; Luk Yu-ping,"Picturing Celestial Certificates in Zhengyi Daoism:A Case Study of the Ordination Scroll of Empress Zhang(1493)," Daoism:Religion,History and Society,2011年第3期:17—48;孔祥毓:《明孝康张皇后授箓考——以〈张皇后之箓牒〉为中心》,《中国道教》2012年第5期:第44—49页。

  (33)张继宗著、曾念樱整理:《崆峒问答》,《上海道教》,1994年第3期:第21—23页,2;1995年第2期:第13—17页。

  (34)DZ 1219,5.1b—2b。

  (35)见丁煌:《〈正一大黄预修延寿经箓〉初研》,《道教学探索》,1994年第8期:第373—430页;1995年第9期:第199—380页;1997年第10期:第342—362页。

  (36)参见吕鹏志:《赣西北流传的五雷箓》,“经典、仪式与民间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4年10月25—26日。

  (37)参见マイケル·R·サソ|(Michael R.Saso)编、解说《道教秘诀集成》,东京:龙溪书舍,1978,第一部分《给箓坛靖元科》,第33页。承蒙日本筑波大学松本浩一教授寄赠《道教秘诀集成》一书的影印件,特此志谢。

  (38)六朝道书称前一种情况为“超受”。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第95页。

  (39)六朝道书提到重受更令箓的情况,参同上,第95页,注56。

  (40)《上清镇天师经箓制作人李水太先生采访记》,口述人李水太,记录人张青剑,2001年8月12日。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0a31e70100tpgn.html。

  (41)参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第二章附件三,图095。

  (42)参见大渊忍尔:《中国人の宗教仪礼》(东京:福武书店,1983),第295—301页;张继禹:《福建道教见闻》,《中国道教》1989年第3期:第6—7,48页;谢聪辉:《正一经箓初探——以台湾与福建南安所见为主》,《道教研究学报》2013年第5期:第143—189页。

  (43)参见《太上天坛玉格》,载《道法会元》(DZ 1220),卷二四九—二五○;曹岳峻录、陈文生编校《龙虎山先天天坛玉格珍本》(彰化:逸群图书有限公司,2000);明朝南昌修江混然子原著、王明阳编校注解《道教清微派传度天坛玉格品式》(彰化:逸群图书有限公司,2003);陈宏良(陈雪庚)辛未年(1951)仲夏月授《天坛玉格》,载朱建明、谈敬德编著:《上海南汇县正一派道坛与东岳庙科仪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第670—686页;张应京校集,张洪任编正,施道渊参阅,朱高隆抄录,袁志鸿、刘仲宇整理《正乙天坛玉格》,收入刘仲宇:《道教授箓制度研究》,第337—369页。

  (44)参见王见川、高万桑主编,吴亚魁协编《近代张天师史料汇编》(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第96—98页;《先天勘合玄秘并填箓填引》,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第二章附件三。

  (45)DZ 1470,3.3b—4a。也参大渊忍尔:《福建の道教について》,收入氏著《道教とその经典——道教史の研究其の二》(东京:创文社,1997),第624页。

  (46)参见气贺泽保规:《新发现的彭尊师墓志及其镇墓石——兼谈日本明治大学所藏墓志石刻》,《唐史论丛》14(2012):第69—80页;王永平:《一方流失海外的珍贵道教铭刻——唐代〈彭尊师墓志铭〉研究》,《唐研究》18(2012):第145—157页。

  (47)DZ 777,2a—b。

  (48)参见谢聪辉:《正一经箓初探——以台湾与福建南安所见为主》,第168页。

  (49)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第二章附件三,图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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